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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与现实指向

来源: 上传者:雨花烈士陵园管理局1 上传日期:2016年12月28日 浏览次数:10次

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与现实指向

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吴光祥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主体价值选择日益趋向多元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也为新媒体时代下红色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方向。同时,文章还阐明了红色文化的主旨内涵与传播意义、主要特征和现实指向,指出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可以通过资政育人、文字作品、视听作品和文创作品来实现,并强调实施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 

  [关键词]  红色文化 价值传播  现实指向  

  红色文化是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征程中所产生的,能够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和人民根本利益,并符合新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各项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价值的精神符号和物质载体的总和。红色文化也是党的历史积淀,具有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价值功能。长期以来,红色文化在武装人、塑造人、鼓舞人、引导人上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休闲生活、消费文化的迅速扩张,今天的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也相应地具有了多样性,并带来了主体价值选择的多元化。因此,在新媒体已成新常态的情况下,探索红色文化的主旨内涵与传播意义和现实指向,有助于发挥红色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引领作用。 

  一、红色文化的主旨内涵与传播意义 

  文化在本质上是历史中凝结和传承下来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是人类创造的程序和价值的“基因”。[1]红色文化除了具有上述特征外,还包含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与党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因此,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红色文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文化形态,即红色理论文化、红色事件文化、红色人物文化、红色纪念地(物)文化。由于文化是整体的行为系统,文化的核心是由一套传统的价值观念,特别是价值系统所构成[2],其通常具有两种意义:一方面是文化特质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的功能或意义;另一方面是文化价值对促进“人化”、文明化或充分社会化所具有的功能或意义。所以,传播红色文化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 

  红色理论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3]这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也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宣传红色理论文化,能使干部群众进一步加深对党的历史实践和经验的认识,不断增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红色事件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有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举措,可以说每一个重大事件都是一部书。通过宣传红色事件文化,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能够使人汲取历史智慧,而且还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之艰难、曲折,同时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用这样的红色文化教育人民,必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和进行改革开放的信心;红色人物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时代先锋。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的领袖人物,同时也孕育了千千万万像李大钊、张太雷、恽代英、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杨善洲、李保国等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通过宣传红色人物文化,能够更深切的体会到在生死关头这些时代先锋为了救国救民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在历史重要关头他们所展现的大智大勇,以此来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红色纪念地(物)文化,是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曾经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地方或实物标识,并蕴含着深邃的文化价值和崇高精神、光荣传统。通过瞻仰红色纪念地(物)文化,可以达到见证历史、传承精神和铸造红色文化之魂的目的。 

  当然,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与普及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包括四个重要的要素, 即传播主体、传播客体( 受众)、传播导向和方式,其过程就是用适当的形式将传播主体所要传递的内容传达给受众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向受众传递价值导向或理念的过程。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依靠基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显型”的制度约束,而且也需要精神信仰、道德伦理等“隐型”价值体系的有效支撑。但“显型”和“隐型”不会自动地向人生成,唯有其借助于“人化”的作用,方可成为社会性的[4]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能够使存在着差异的多样价值观念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并对各种思想意识冲突起到抑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并主导和制约着人们追求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和社会理想的意识与行为,对引导大众心理、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确立正确的红色文化价值传播指向,不仅迫切而且十分必要。 

  实践证明,红色文化的价值观念从传播到接受、普及,一般需要经历一个从文化的成果创造到成果的通俗化解释,再通过通俗化解释转化为大众化的内容,在完成这个过程后,才能使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得到普及并被大众接受。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5]因此,价值传播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引导既离不开理论坐标和指南,也需要朝着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目标和方向调控。无论是从历时态还是共时态来看,人们之间存在利益差别、价值观差异都是社会的一种常态,尤其是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仅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出现深刻变动、利益结构进行深刻调整,而且整个社会的文化模式、价值体系、心理结构也处于裂变与重构之中,因此转型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分化、差异和张力。而面对社会变革时期纷繁复杂的现象,引导公众价值导向的舆论也不时显示出一些内在矛盾,即价值观念的矛盾,如义与利、荣与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奉献精神与享乐思想等等。对这些如何取舍、协调,如何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需要通过正确的价值引导受众,而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功能诉求,恰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并为社会大众传播主流的价值理念提供指向。 

  价值传播定律告诉我们,有限的价值才能有限地传播,无限的价值才能无限地传播,无价值的东西是难以实现传播的。[6]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红色文化价值的挖掘,使其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的实际,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应始终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通过宣扬高尚的人文精神和传播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主流价值观念,能使红色文化在多样化中维护着一个主导性的社会构架,“分享并共同强化相似的价值观”[7]。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处于价值体系紊乱或过分追求自己的个性生活之中,就很容易使社会陷入失落的状况,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甚至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惶惑和痛苦。因此,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对于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时代精神和锻铸民族之魂至关重要。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具有历史延续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这一论断告诉我们,红色文化不只是一个静态的表征,它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一本质属性,也决定了红色文化除具备一切文化的共同属性外,还呈现出四个鲜明的个性特征。 

  一是红色文化的客观性。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的一系列伟大实践探索活动的真实写照,其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经过、结果都有历史记录,并有证可找,有案可查。同时,党史的真实性、合理性、精确性和可信度也决定了红色文化的客观性。另外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存在,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精神符号和物质载体,它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随着历史的推移,在传递、延续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红色文化被保留了下来。这些保留下来的都是那些不变的或相对稳定的红色基因,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资政育人的作用,这也体现了红色文化的客观性。 

  二是红色文化的现实性。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向导。红色文化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并永远在继续发展着。目前,红色文化中的党史文化所反映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仍在连续着,很多方针政策还在发展完善中。这是因为:一方面,构成红色文化核心内容的党史文化始终接受实践检验,如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是自新中国成立开始至今仍在进行的事业,有此所形成的红色文化必然体现着当代的现实和实践的特点。另一方面,虽然红色文化是客观的,但接受者却是有立场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所说:传播本身不局限于对真实的判断,它也包含了价值观,或者说,带有偏好的陈述。[9]同样,任何站在当代的人对红色文化内涵的解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主义的主观认识与判断,这就是红色文化现实性所在。 

  三是红色文化的政治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它代表着一定的阶级阶层利益并为其服务。由中国共产党创造并遗存下来的红色文化也不例外,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这“三史中都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色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性的标志之一。正因如此,虽然红色文化在传承中没有追求功利价值的主观愿望,但红色文化作为教育人民群众的一种形式,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观点;而且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上也必然会代表着执政党的性质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主张或政治诉求,因而这就决定了红色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四是红色文化的先进性。由于红色文化主要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功绩、理论创新的成果和自身建设的成就,就其留存内容的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红色文化,必然具有先进性。就红色文化本身来看,它所反映的是党的奋斗历程,透视的是党的历史担当,揭示的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启示的是当下,烛照的是未来。因此,其先进性不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是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的,既体现在寓思想教育于红色文化之中,又体现在把红色文化转变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这种促进“人化”、文明化或社会化的引领力、驱动力,就是红色文化先进性在实践中的体现。 

  三、红色文化价值传播的现实指向 

  众所周知,人类的历史是形成价值共识的历史,人类的共识与传播共识的过程就是人类的文明化过程。[10]从本质上说,红色文化是对人的精神生活、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调控的引导,而这种价值引导和精神诉求,无疑对于个人或群体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当下传播红色文化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价值取向,远比传播红色文化本身重要的多。从正向的传播逻辑来看,当代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不仅可以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开启民智、凝聚民心、提振民气的物质基础,而且也能为培育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自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型公民播撒精神的种子;从反向的传播逻辑来看,作为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现代社会公民,其本身的文化习性既要依赖于外力的驱动才能得以实现,还要依赖于公民文化意识的“自觉”和“自为”。因此,要在传播红色文化上做到人文导向正确、价值取向明确,不仅要遵循文化艺术表现的规律,而且还应从四个方面用功着力。 

  (一)围绕资政育人的功能定位体现红色文化的价值所在。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2014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工作时强调: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这一丰富而宝贵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11]。这一重要讲话,既是对雨花英烈精神的深刻诠释,也是指导宣传雨花英烈精神价值导向的根本遵循。当前,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在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经济形态和人们的思想情操与价值取向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的形态与质态。特别是当主流价值观念传播活动受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形态的普遍影响时,更需要红色文化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从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来看,资政育人无疑是红色文化传播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红色文化价值传播的根本导向。因此,在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中,我们应坚持“三贴近”原则,即着眼于传播效果的取得,努力探索和改进传播策略,使传播思想和原则以及栏目节目设置、传播形式等传播策略进一步贴近红色文化的实际情况和实际成果;贴近党的专题教育实践活动,把传播红色文化的价值、接受红色精神教育列为“两学一做”等专题学习内容,进一步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成为认知认同、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主体;贴近人民的生产生活,不断赋予红色文化的社会意义、思想内涵,努力增强传播的有效性。今天,在“互联网+”和“微时代”大背景下,仅仅强化红色文化的“物化”价值与经济效益显然是不全面的,必须要强化其精神价值和社会效益,找到红色文化的精髓,努力把红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互融合,并通过合适的形式使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变现,真正成为推动南京“精致建设、精明增长、精细管理、精美品质”的精神力量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价值导向。 

  (二)运用文字作品的版面语言表达红色文化的价值导向。所谓价值导向,是利益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或信仰所采取的思想、行为走向,是社会对个人价值取向、集体价值取向的制约和引导。[12]而社会化、整体化是价值导向的目标指向,理性化是它的选择方式,规范化则是价值导向的实现手段。近年来,随着史文化的持续升温,以红色事件文化、红色人物文化为题材的文字作品不断问世,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时尚,并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格调不高、品位低下的文字作品大量侵袭和腐蚀人们的灵魂。特别是一些虚无主义的文字作品,更是喧嚣尘上,对社会影响很大。人们迫切需要发展主旋律文化,以理性约束感性,以规范制约失范,以有序替代无序。而用文字作品来传递红色文化所要表达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恰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大背景、小细节”的叙事描写,通过解释、排列组合文字来合理地为红色文化增加所要表述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由于红色文化的价值导向通常隐含在字里行间,因此,宣传红色事件文化或红色人物文化时,可以通过挑选副词和形容词来增强版面语言,表达红色文化的价值导向;同时也可添加显著标题,在版面和整份报刊杂志和书籍中给予显著位置刊登大幅图片,以及采用大幅版面和提要式导读等手段来表现编辑的意图。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报道添加倾向性并不是说完全改变它的意向,而是根据事实的自然性质作合理推论”[13],这样做既能从词语、句式和叙事视角中折射出正确的价值评判,又能实现红色文化的价值引导,并增强红色文化价值传播的社会效果。 

  (三)通过视听作品的艺术再现强化红色文化的价值引导。事实上,传承红色文化的初衷本应是一种精神价值和有关生活的信仰,而非经济利益至上。因此,要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手段,在牢牢把握价值生命线的基础上,应着力提高红色文化价值引导的有效性,注意贴近性、启迪性,在大众化、通俗化的视听文艺表达中不断传递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中国精神和时代正能量,使红色文化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并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为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音像作品把红色文化的内在价值传递给读者,转化成人们自觉行动的内生动力。比如通过创作雨花颂》广播剧、歌曲和音乐等,讴歌中国共产党人“信仰至上、对党忠诚、舍生为民、勇于担当”的雨花英烈精神,以表达对雨花英烈集体或个体的颂扬,达到对人的思想感情的直接唤起和调动,使更多的人产生向雨花英烈学习的意愿。另一方面通过人物形象作品的艺术概括与展示,客观地再现红色文化的内容与价值导向,这也是语言、文字类作品的形象化发展,具有人、物、事的直观性。如我们可以通过雨花英烈的照片、文物、雕塑、话剧、影视,让观众深切感受革命烈士金戈铁马、风花雪月、壮怀激烈、因缘际会的人生,从而点亮自己内心世界的心火,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透过这样的价值传递与诉求,能够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情感的渲染和精神的升华。因为这种实体感的本质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再实践或模仿,并能产生一种强烈的自然倾向力和亲近感。用这种方式传播红色文化的价值,不仅能够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激发人们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而且也能使红色文化“动”起来、“活”起来、“亮”起来,并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和效果。 

  (四)透过文创作品的创意延伸红色文化的价值生命文化具有独特的精神、物质、思想和情绪的特征。这些独特特征也是一个社会或社会集群的特征,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字,而且包括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遗产和信仰。[14]因此,要促成红色文化从理论层次向社会心理层次转化,进而实现红色文化价值由价值评价层次向价值行为层次转化,使之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理认同、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其有效方法莫过于通过创意元素的融入,让红色文化价值融入当下人们的生活,使人们从中感悟到红色精神的伟大、红色基因的永恒。近年来,为让富含雨花英烈精神价值的文创作品走进人们生活,南京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联合南京创意设计中心,邀请社会多家文化创意公司参与开发,将红色文化题材与现代设计元素与我们的生产、生活相融合,先后研发出了旅游纪念品、商务纪念品、专题仪式纪念品三个系列众多款式并符合当代审美红色文创作品。这些红色文创作品不仅文化品位和纪念价值较高,而且还扩大了雨花英烈精神的传播,放大和延伸了红色文化的生命价值。实践无止境,发展也无止境。红色文化的文创事业同样如此。从历时态上看,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需要超越非主流文化的价值传播,以实现社会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因此文创作品需要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进步;从共时态上看,红色文化的价值传播不仅需要遵循价值传播的运作规律,还应符合构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核心价值体系,这也需要文创作品要与人类文明进步对接。因此,红色文化只有在创意中发展、在创新中延伸,并不断开发出“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文创作品,才能在当下传承和赓续。 



  [1] 《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4期,第75页。 

  [2]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10月第5 期,第 92页。 

  [3] 欧阳松:《肩负着人民的希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 []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 页。 

  [6]《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2期(上),第93页。 

  [7] []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9] []沃纳·赛佛林等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286页。 

  [10]《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12期(上),第96页。 

  [11]《光明日报》20151115 

  [12]齐鲁学刊》1994年第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建构的深层思考》 

  [13] []利昂·纳尔逊·弗林特:《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4] Departmet of  ArtsSportEnvironment,Tourism and Territories The Role of the Commonwealth Australia’s Cultural Deuelopment.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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