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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英烈精神的历史地位

来源: 上传者:雨花烈士陵园管理局1 上传日期:2016年06月07日 浏览次数:10次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为实现其宗旨和目标所展现出的思想品质、精神素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一种,雨花英烈精神是雨花英烈们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凝聚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奋斗血汗,镌刻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和共产党人的信仰。雨花英烈中有相当一部分牺牲在1935年以前,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那段风雨飘摇、血雨腥风的岁月里。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开始疯狂绞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全国上下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此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这些牺牲的共产党员们绝大多数是在国民党首都南京被杀害。雨花台,这个本是登高揽胜之佳地,成为了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集中殉难地。不同于其他革命精神,雨花英烈身上所展现出的以信仰、忠诚、为民、担当为主要内容的伟大精神,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一、革命低潮时期,坚定理想信念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党认为“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稳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而如果坚持既不推翻他们(敌人也不完全投降,找到一条中间的路,等候时机,保存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则属于“如此可耻的无决心”。这表明,在对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上毋庸置疑,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面对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不这样做,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听任整个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但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即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组织武装起义,武装起义是以夺取城市还是以开辟农村为目标,概括而言即党要走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成为全党在新的革命形势下所亟需探索和解决的新课题。 

  革命低潮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坚持中心城市暴动。 

  首先,以城市为武装起义的起点,推进革命的进程。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起义成功后,8月3日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分批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沿途部队遭受重创。随后9月9日,共产党发动秋收起义,中央特别强调暴动中心的城市即长沙,并在原则上同意湖南省委提出的“以长沙暴动为秋收暴动的起点”这一指导思想。这次起义虽然是以攻占大城市为初始目标,但起义军途中失利,遭到严重挫折,遂及时调整向农村进军。 

  其次,中共六大后,武装夺取大城市被作为主要任务正式提出。由于革命力量在一定程度得到恢复,同时中原大战爆发,为革命斗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再次抬头,中央认为革命形势正在走向高潮,强调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确定了“集中进攻的总路线”布置了一系列城市起义和攻打大城市的行动,将“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作为党的战略总方针。此外,中共中央还重点强调,首先夺取的城市应该是政治上经济上有全国领导意义的地方,因此形成了以武汉暴动为中心、“南京兵暴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的总布置。 

  为配合中央总路线和总布置,在国民党首都南京,共产党预计于1930年8月1日举行暴动,但因活动过于暴露而以失败告终,仅1930年6月至8月,南京市大部分党团组织遭到破坏,包括时任南京市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济平等在内的100余名党员、团员被捕遇难,牺牲在雨花台。与此同时,工农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红军第一次攻占长沙后,在何键的反攻下主动撤离,这项决定受到中央的严厉谴责,“长沙事件,没有迅速坚决的指导采取积极进攻,消灭何键力量,向武汉进攻,反而采取防御政策,固守长沙,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此8月30日红军第二次向长沙发起攻坚战,但因弹药匮乏、伤亡重大,最终被迫撤离返回赣南根据地。几次大规模的城市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中央政治局“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地执行转变……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岁月里,有这样一批共产党人,他们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举起鲜红的革命旗帜,在敌人活跃的中心城市展开艰苦卓绝的武力抗争。尽管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被历史所否定,但重新审视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际,共产党人笃定理想信念,在以国民党首都南京为首的中心城市组织暴动与起义,其一,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军事回击,与此同时,工农武装力量在党最艰难的时期经历了革命的洗礼,锻炼并提升了军事技能,为创建正规化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其二,在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斗争、失败、再斗争的实践里,共产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其三,无数共产党人埋忠骨于雨花台下,雨花英烈通过中心城市暴动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将信仰至上、复兴革命、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政治本色和伟大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白色恐怖之中,坚持隐蔽斗争 

  雨花英烈精神既展现于中心城市的暴动中,也记录在长期隐蔽的斗争里。蒋介石和汪精卫对革命的叛变,使得国内的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森严统治下,中共中央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同时转入地下活动。作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的革命形势更为严峻。除了组织城市暴动与起义,还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有着长期斗争的坚强意志,在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大城市里潜伏下来,他们为了坚守的信仰、追求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与敌人巧妙周旋,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冷少农就是其中一人。1925年7月,冷少农满怀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的伟大抱负,告别老母妻儿,只身离开家乡来到广州,投身中国革命,随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冷少农受党中央指派,成为南京地下党军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同时,冷少农凭借着机智与勇敢,得到了国民党行政院军政部长、陆军总监部总监何应钦的信任和重用,成为潜伏在何应钦身边的红色特工。冷少农以自己在军政部工作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一方面,他巧妙穿梭于形形色色的敌人之间,搜集重要政治军事情报,另一方面,他慎重地结识并联络进步人士,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地下情报网。冷少农在关键时刻向中共提供了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围剿红军的军事机密情报,有力保障了中共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保卫了南京地下党的安全。 

  作为一名红色特工,冷少农身居虎穴,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冷少农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自离乡之日起便再未踏上故土。同时,冷少农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即便是对至亲,他都没有将自己的身份和所从事的职业透露半个字。对党的忠诚,却换来家人的误解和责任,冷少农内心有着无法言说的煎熬与苦楚。面对母亲对自己“不忠不孝、忘恩负义”的严厉指责,冷少农给母亲写信一一解释:……请你们把这爱我和关注我的精神换一个方向,去爱我上话所说的人。去关注他们,把他们也当作你们的亲儿子和兄弟一样。母亲,我真的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吗?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地去为他们努力。同时我是社会豢养出来的一个份子,我受社会的恩惠也很多,所以我也不敢对她忘恩负义……”这封数千字的长信,一方面是在耐心、委婉、恳切地向母亲解释,另一方面也生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忠孝观、恩义观。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卖,1932年3月冷少农不幸被捕,在看守所里无论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威逼,还是衣食无忧、高官厚禄的利诱,都无法动摇冷少农坚定的革命意志。1932年6月9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冷少农押赴雨花台处决。冷少农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在白区隐蔽潜伏、秘密斗争长达五年之久,牺牲时年仅32岁。 

  诸如此类的共产党人不胜枚举。大革命失败后邓中夏被错误地撤消了全部职务,1932年到上海担任全国赤色互济会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邓中夏放下个人得失,严格执行党的决议,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在他的努力下,沪东区的宣传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直至1933年5月15日深夜,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以工人夜校教员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时被敌人逮捕,他坚贞不屈,为捍卫党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成为一条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然而白区敌我力量悬殊,党的工作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党一方面要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则坚持秘密对敌斗争。敌人的直接迫害、叛徒出卖构成了对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致命威胁。此外,由于在大革命失败初期,党内“左”倾错误严重干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并造成严重损失,党在白区工作的开展可谓步履维艰。尽管如此,白区仍有不少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放弃了温馨的家庭、长久的富贵和个人的功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长期隐蔽,坚持秘密斗争。他们主义至上、信念坚定,组织为重、严守秘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惜付出生命。雨花英烈们将滴滴鲜血拋洒在雨花台上,浇灌了中国的崭新大地。 

  三、凶残利刃之下,英勇无畏牺牲 

  有革命就会有流血,有流血就会有牺牲。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肆意迫害、疯狂绞杀,南京的雨花台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血色刑场。然而,面对敌人的凶残利刃,广大共产党人视死如归、英勇无畏。本意用来宣扬国民党党威、镇压共产党的雨花台,却成为了共产党人宣传主义、展现精神的最后舞台。 

  恽代英就是其中典型一位。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被错误地免去在中央的职务,被派往到沪东区担任区委书记。恽代英在行动上则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挑起了上海党组织宣传与组织活动的重任。 

  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手拿一包传单,一副工人打扮,在上海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待接头的同志。狡猾的便衣特务上下打量着这个戴着眼镜和手表、配有自来水笔的斯文男人,不由分说将其带走。被捕后,恽代英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死死咬定自己的身份,“我叫王作霖,是临时工,只晓得做工吃饭,其他的啥也不知道”。几经审讯无果,敌人便给恽代英随便安了个罪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党中央也在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恽代英。就在恽代英提前释放一事稍有眉目之时,意外发生了。 

  1931年4月25日,叛徒顾顺章向敌人交代“王作霖”就是恽代英。得知此事,蒋介石大喜,立刻派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前去劝降。王振南劝恽代英要识时务,目前共产党在中国已经穷途末路,而党国正是用人之际,若归顺蒋总司令,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触手可及!说着王振南竟掏出了一张白纸,说只要恽代英写个声明,他就自由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恽代英愤然而起、厉声骂道,“真正穷途末路的是你们,你以为你们有帝国主义撑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人民就会沉默和屈服吗?你以为有顾顺章这样的癞皮狗,共产党就完蛋了吗?人民在反抗,蒋介石的灭顶之灾不远了!”“我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字!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死得其所!” 

  最终,蒋介石亲自下令将恽代英就地处决。4月29日中午,恽代英拖着沉重的镣铐,坚定地一步步走向狱中刑场,他昂首挺胸,神色坦然,一路高唱《国际歌》,歌声悲壮。在监狱的菜地旁,面对行刑的刽子手,恽代英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怒斥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必将自食其恶果!恽代英的话铿锵有力,字字如刀。恽代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话音刚落,枪响了,年仅36岁的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之中,长眠雨花台下。 

  英勇无畏、慷慨赴死的雨花英烈们数不胜数:933年8月,曾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登贤,在走向雨花台刑场时,留下“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的豪迈遗言!1935年春,陕北籍革命烈士胡廷俊在皖南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在他走向雨花台前,对同监狱的难友说:死有什么怕的?只求换得光明!正如瞿秋白同志临刑前对记者说的那样,睡觉是小‘休息'死是大‘休息'我们大家都要有‘休息’的准备!”1934年1月时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郭纲琳被捕入狱,她的父亲请来国民党中央民训部视察专员,劝她不要将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自行断送,对此,郭纲琳绝决地回复道:革命者的青春是美好的,我早已将她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你们是不可能理解我的心情的,人民却会理解我今天斗争的意义。”1937年,郭纲琳牺牲在雨花台,人们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一枚被她精心打磨成一个心形的铜板,上面工整地镌刻着“永是勇士”四个字。 

  如今,我们依然为这些绚烂的生命之花过早殒落而痛惜唏嘘,但更对烈士们义无返顾的革命坚定性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充满深深的崇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崇高品质,他们渗透到一批又一批英勇无畏、慷慨赴死的共产党人的血脉里,这种沉重和悲壮,恰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根本所在,散发着不朽光辉。 

  在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无数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振兴中华和造福人民付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他们身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为历史所铭记,闪耀着时代的光芒。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下、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时代背景、社会环境、表现途径等的差异,决定了雨花英烈精神与这三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根本不同。以信仰、忠诚、为民、担当为主要内容的雨花英烈精神,具有强烈的时空穿透力和无限的精神感召力,激励后辈感悟先烈精神,接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三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六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局.江苏党史资料1985年第一I辑(总第十四辑)[M].江苏省档案局出版1985. 

  [4] 陈志凌.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三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5]陈志凌.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六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7]谢崇禄范祖贵.冷少农传略[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1. 

  (作者:何虎生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党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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